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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2015年有一部传记剧情片《实验者》（Experimenter）就是改编自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该片上映后也普遍受到了好评。作为上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实验之一，电击实验的争议和质疑从来就没有断过，有人认为，参与实验的人知道电击是假的，所以该实验并不成立。还有人认为该实验不可复制，但其实后续有不少研究都重复了该实验。

50年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出版了他的书《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书中详细描述了心理学中最著名的实验。正如书中所述，实验者告知参与者（在研究中被称为“教师”）他们将逐渐对称为“学习者”的人施以越来越强的电击。虽然电击是假的，但参与者对这些电击信以为真。

尽管听到学习者发出明显痛苦的尖叫，大多数参与者还是继续对其施加电击。在实验者的指示下，三分之二的参与者在学习者抱怨心脏问题并且后来停止尖叫（可能是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施加最高电压。

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大多数参与者显然相信他们正在对陌生人施加电击。© Yale Universit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如今，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出现在心理学教科书、电影、电视节目、网络文章和播客中。当需要证明人类容易受恶意权威人物影响时，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成果就会被引用。

然而，这项研究从未在科学界或公众中获得令人满意的接受。人们会感到不安，想知道参与者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人们往往会认为：“我肯定不会那样做。” 哲学家和科学家同样对那么多所谓的“教师”竟然在实验中“听从命令”，施加最高电压感到惊讶。

研究人员一再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关于让参与者处于如此令人痛苦的境地的伦理问题引发了合理的担忧，进而导致实验标准变得更加严格[1]。此外，心理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变革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许多经典实验。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米尔格拉姆可能误解了他的研究结果：也许参与者并不真的相信“学习者”正在被电击[2]。

© Brain Fodder

通过重新审查米尔格拉姆实验的数据，并结合一些概念上的复制实验（这些是近年来采用不同方法探讨人们对权威人物的顺从性研究）的结果[3]，我们得出结论：实际上，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和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探讨人们如何克服对恶意权威的顺从倾向这一棘手问题时。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是可以重复的。米尔格拉姆本人至少三次严格地重复了他实验的标准版本。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全球范围内的20次不同程度复制原始研究的实验[4]。其中一个版本要求参与者按照命令折磨“求职者”，通过不断发表负面评论，直到求职者未能通过资格考试，从而失去就业机会[5]。另一个版本采用了游戏节目的场景，参与者在演播室观众面前质问并电击其他参赛者[6]。这些实验表明，很多人在不同类型权威人物的指示下，甚至会让他人经历极大的痛苦。

不过，参与者真的相信这些实验场景是真实的吗？

当我们重新分析米尔格拉姆原始实验的数据时，我们发现的证据都不支持“人们之所以听从命令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实验场景是真实的”这一观点。实验结束后，米尔格拉姆告诉参与者学习者并没有真正受到电击，并询问他们是否相信电击是真实的。

米尔格拉姆的数据表明，参与者大多表示相信实验的真实性。实际上，这些实验的视频（包括米尔格拉姆自己的和其他实验的视频）令人不安的部分原因在于，参与者表现出的强烈不安、焦虑和压力。如果他们知道电击是假的，为什么还会如此不安？此外，当我们查看米尔格拉姆的数据时，发现服从和不服从的参与者所报告的对实验的信任水平非常相似。

这些研究表明，我们有动机去执行权威人物的要求。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抵御这种倾向。已故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其“道德脱离理论”中描述了一种强大的机制，即通过推卸责任，使执行不道德命令的人能够从自己的道德准则中“脱离”[7]。

例如，通过辩称“我只是奉命行事”，人们将责任转移给下达命令的人，从而避免自我谴责。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据，显示了一种被称为“责难受害者”（victim-blaming）的推卸责任行为。他的一位实验对象表示，当学习者不配合时，他感到“厌恶”，并且说：“你最好快点儿回答问题。我们不能整晚都待在这儿。”

© Structural Learning

我们研究了人们何时以及为什么会责怪受害者，发现那些表达强烈支持以权威和传统等级制度为核心道德价值观的人，更有可能同意受害者应为他们自身的不幸负责。幸运的是，研究还表明，越是支持以关怀和公平为核心道德价值观的人，越是对受害者的痛苦感到敏感[8]。这些价值观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培养来形成，并且在许多不同的社区中备受推崇。这些发现适用于不同的政治群体、性别和宗教信仰。

米尔格拉姆的原始实验及其变体版本中也存在一线希望的迹象。例如，当参与者自己选择电压时，只有很少的人对“学习者”施以最大惩罚。大多数人——远非天生残忍——都不愿意施加痛苦的电击。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有两个“反抗的同伴”一起拒绝服从命令时，人们普遍抗拒实验者的指示。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对抗权威的影响，每个人可能会带来多大的积极力量。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也指出了选择合适领导者的严肃性——无论是在董事会中还是在政治职位上。归根结底，掌权者可以影响许多人遵从其指令。要理解这一点，如今和半个世纪前一样重要。

米尔格拉姆研究的动力——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仍在上升，伴随而来的是违反核心民主价值观行为的正常化：公正、透明、开放、免受伤害的保护机制，以及回避利益冲突等。对此，研究民主滑坡和极权主义治理增加的研究项目不仅在心理学领域增加，而且在公共政策、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相关领域也有所增长。因此，纠正对米尔格拉姆研究的误解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journals.openedition.org/philosophiascientiae/4370

[2]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190272519861952

[3]www.scientificamerican.com/podcast/episode/milgram-s-conformity-experiment-revisited-in-lab-and-on-stage/

[4]journals.openedition.org/philosophiascientiae/4352

[5]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ejsp.2420160402

[6]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162908812000230

[7]albertbandura.com/albert-bandura-moral-disengagement.html

[8]psycnet.apa.org/record/2016-38342-007

文/Laura Niemi、Edouard Machery、John M. Doris

译/tim

校对/tamiya2国内商品期货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