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倍配资平台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樊杰：“投资于人”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和长期战略效应，是一次根本性的重大转型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这一提法。不仅如此十倍配资平台，报告中还首次出现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在此之前，政府投资更多是“投资于事”，聚焦于基础设施或产业项目。虽然不少资金也流向了“人”，但并未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投资于人”。

　　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超过9亿人居住在城镇，这背后是中国持续了几十年的高速城镇化。而当前正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投资于人”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之间有何关联？具体如何落地？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有何影响？

　　就这些话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监事、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樊杰。樊杰长期从事区域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研究和战略咨询工作，对国土空间布局和新型城镇化有着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以人为中心”，发展模式再次转型

　　NBD：您如何理解“投资于人”这一创新提法？它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何关联？

　　樊杰：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来看，更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前，我国曾以较大的政策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模式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模式。在当下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再次进行转型，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以人为中心”。

　　从城市演变史来看，城市最初是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集中场所，其发展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导向，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带动城镇化进程。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然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功能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人们开始将城市视为追求更高生活福祉的空间载体。因此，“投资于人”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而当下提出这一政策导向，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需求，我国要在135万亿元的经济总量基础上维持5%的增速，扩大内需无疑是重要的抓手。城市化地区作为需求的主要集中地，“投资于人”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创造新的消费力。

　　长远来看，“投资于人”则是布局未来竞争的战略远见。现代产业发展由科技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因此，人才培育以及打造具有人才吸引力的城市，已成为各城市乃至各国的共识。过去，人们常说“人随产业走”，未来则可能是“产业随人（才）走”，城市会在人才培育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资源。

　　更重要的是，“投资于人”的政策，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投资于人”具有长期的战略性效应，涉及全民的共同福祉和公平，而这些方面往往是市场的薄弱环节。在我国治理体系中，长期需要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创举，也是一次根本性的重大转型。

　　投资于人，教育、就业、养老是优先事项

　　NBD：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质量水平”，围绕这一目标，“投资于人”应如何具体落地？

　　樊杰：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应围绕“一生之城”的理念来规划和建设城市，重点关注人的生命周期中的几个关键阶段——教育、就业、养老。当然，医疗和住房也是贯穿一生的重要环节，同样需要关注。

　　在过往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尚未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难以称之为高质量城市化。投资这些方面，实际上就是“投资于人”。

　　教育是人生成长的起点，无论是普惠性教育还是精英教育，都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普惠性教育的覆盖面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同时要继续提高免费教育的质量，确保每个人都能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而精英教育则需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调作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

　　但教育的品质不应仅仅以升学率来衡量，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从学校毕业后即进入就业阶段，继续教育应贯穿于就业的全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科技革命的推进，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业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

　　未来，年轻人需要就业、需要有稳定的收入，必须适应产业转型。人力资本的投入无疑会成为未来整个社会的重要方向，以帮助劳动者适应新的就业环境。

　　养老不仅是对老年人的服务，更是一种消费。老年人在退休后积累了财富，他们的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创造更多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鼓励老年人合理消费，同时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NBD：推进“投资于人”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樊杰：城市是一个包容的空间，由多样化的人群构成。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且多元的环境中，精准、精细、有效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可能是未来推进“投资于人”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们距离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还有一定差距，未来围绕“投资于人”这一复杂的系统，需要更强的治理能力。城市的管理体系要作出相应转变，否则难以适应发展目标的变化。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也要不断加强学习，在此基础上，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和指导，但更重要的是思维的转变。

　　农业人口进城，更需重点关注就业问题

　　NBD：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仍有1.7亿进城农民工和随迁家属尚未在城镇落户。如何科学有序推进这部分人群的市民化？当前存在哪些痛点待解决？

　　樊杰：当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时，首先还是要关注农业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

　　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直接关联着就业形势。若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就业岗位数量便会受限。现在不是农民工充分就业的问题，对城市子女甚至大学毕业生而言，就业都面临问题。

　　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悄然变化。过去，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城市服务（如安保、家政、餐饮等），以及一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重污染产业等领域。如今，建筑业因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

　　这意味着传统的就业吸纳渠道逐渐收窄，农民工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方向。而城市新兴产业的发展，尚未能完全承接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市场供需匹配度面临挑战。

　　另外，对于城市政府而言，有限的财政能力难以承载为更多农民工子女提供就学、就医等公共服务的重任。尤其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时候，如何平衡公共服务的投入与产出效益，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考量。

　　在此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关键命题。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共同富裕，不仅能缓解城市因城乡差距而承担的负担，还能助力乡村振兴，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长期以来，城乡差距是推动农民工进城的重要因素。“城市好农村差”的局面使得农民工渴望通过进城务工，以此获取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条件。然而，当农村发展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地区超越城市时，城市化的“原动力”就消失了。比如农民工即便在县城打工，也依然可以选择居住在乡村。

　　实际上，在过去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对农民利益照顾不足的问题。例如，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但城市扩张占用农村土地时，农民未能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份额，且农业产品在产业链底端，价格低、收益少。未来需改革相关制度，让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应得的收益。

　　而要真正解决农民工进城过程中的堵点和难点，需要从就业、住房、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系统部署政策，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AI冲击就业，科技应用要有组织、有规划

　　NBD：您提到“投资于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就业，但当前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不少岗位面临“被取代”的风险。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

　　樊杰：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着就业格局。我们需认识到，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

　　在讨论科技进步时，人们往往容易片面地强调其好的一面或差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两面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关键在于用政策去扬长避短。

　　回顾历史，从爱因斯坦发现质能关系规律引发的关于原子弹的讨论，到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展现工人在工业化时期的生产困境，这些都警示着我们科技进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下，就业冲击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我们不能简单放任科技发展，而应有组织、有规划地进行科技研发和应用。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要充分评估其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就业影响，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面对AI对就业的冲击，首先要科学客观地评估其影响，制定综合考量多种效益的战略规划。其次，要认识到科技应用中存在多种方案，不能简单地将决策权完全交给智能化，而应结合其他方案，确保科技在辅助决策中的合理定位。

　　有些企业过度渲染智能化的未来，却忽略了社会维度的考量。若社会管理能够达到一定水平，或许无需依赖复杂的科技手段来解决问题。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不仅要发展科技，也要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确保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统一。

　　通过科学规划、综合评估和现代化治理十倍配资平台，我们可以在科技进步与就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